闲坐说聊斋 —— 精神的奢侈 感觉的回归

伟大时刻 文

现代人看《聊斋》多是怀着猎奇心理，寻找一种叫“灵动”的东西。因为在人们印象当中它无非讲的就是读圣贤书的书生夜晚读书，遇上了美丽女狐狸精的故事。也就难怪他们眼前总有一副绝世图画：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温香软玉的陪伴下，纵使清风不识字，有那么一个落魄书生，手把旧卷，衣袂飘然，突然出现了一群荆钗布裙、举案齐眉的美丽狐仙，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只是等到熹微的晨光，这美丽的浮云才会渐渐消退，而正是这些做客的无名女郎的萍踪侠影，给书生们以莫名的快感。当书屋内弥漫着女人的脂香、书页残留沁汗的指痕，人们似乎意识到读《聊斋》的至高境界就是红袖添香，一个没有庸脂俗粉的美妙传说。

殊不知作为足以羞死今日短篇小说家的蒲松龄，一位落第秀才，他那天外飞仙的想像力和天衣无缝的起承转接手段，远远不是用来表达他的这种志向的。就算他此刻抱膝灯前、枯守冷雨敲窗的聊斋，他可能也难有那些闲情逸致泼墨谱写霓赏羽衣之曲或者抚琴歌吟花开不复久的玉树后庭之花。从他的残砚断墨中，很能琢磨出点“神灵怪物，琦纬诡谲，已泄愤懑；抒写愁思”的士子情结。

要说“士子”情结无非两条：流淌骨血的经世致用的入世情怀，以及跌宕风月的、媚骨横生的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缠绵悱恻模式。前者当然可以居庙堂之高，充分展示自己的智力而赢得生前身后名；至于后者，通常属于在野的智力，只能“天下无道，处事横议”了。也就是才情受到屈辱而要发泄的“孤愤”之意。精神乌托邦块垒的消弥是通过笔的倾诉而获得满足和快感的。

人生大半不称意，入言岂必皆游戏。蒲松龄坦言“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他的“孤愤”是与他当时门庭之“凄寂”、境遇之“萧条”分不开的。当他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他就在谈狐说鬼之中寄寓着满腔的悲愤。至于寄托理想的有情“异类”，正是在“志荒”与“心苦”的矛盾之中，眼明手快地讥刺鬼蜮不如、豺狼相仿的“俨然人类”。因此他的作品多直接放言讽世、骂世。

《聊斋》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考，阳间考完阴间考。仕途经济是中国士子们最向往而又最难以割舍的情愫之一。蒲松龄一生奔波于考场，终老不复得一官半职。这和那“一笑看凌云”的未仕者吴敬梓颇有些类似，作为一个不入仕流的士子，他是深受八股取士之害，因此他的理想就是碰上一个好考官，把那只会耍大刀的关公也聘请为考官，未免有些滑稽。最后当然是无所得，放弃仕途幻想，在逍遥复逍遥中写文以会友。但他未免又不心甘，编派了些最初遭人冷落后又大富大贵的甜蜜故事。在这些篇章中最有名的是《姐妹易嫁》，有如朱买臣休妻故事的翻版。这是士子的另一种文化情缘――“无为在歧路”，却不必“儿女共沾巾”的游离庙堂之外的心态作为其边缘生存状态的反应。

《聊斋》里的故事，和蒲松龄本人有许多相通之处，矛盾交织。比如对待官场，是爱恨交加，或羡或妒，或恨或鄙，更有些不可割舍的情结在，这当然和他一生求官不得有关。比如《王六郎》，说的是一个溺水而死的鬼，他就具有双重性格。前面舍己救人捞得一官衔，后面“一阔就变脸”，害得农民离家失所。很显然，这种写法，异史氏无非在感叹人间的官没有在冥间当官的王六郎更具人情，鬼情胜人情。刺官讽官的同时也未忘为官之道的情结。

蒲松龄笔下的狐仙，最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狐仙也好，由其它动植物变成的仙女也好，基本上是温柔美丽善良贤惠对男子是大有益处的女子。或助其中举当官，或帮其发财致富。总之是才子佳人的模范。据异史氏称：“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明清以来，文人士子已不再囿于程朱理学的束缚，才子佳人所涵有的寻芳觅柳的追踪情结却司空见惯浑闲事。郎有才情，女亦有异能，吟诗联韵能压群士，机谋权变力挫权奸。在乐道功名富贵的同时，又要发乎“胸中欲歌欲哭”之语，以及“针世砭俗”之意。在温柔敦厚、缠绵悱恻的情调之中，走出了一些不为“三从四德”困扰的风流文雅的仕女的形象。而其最终意义是“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借助“芳魂”的韵味才能看得见沉潜隐蔽之中的士子情怀。《辛十四娘》故事中，就有那么一缕“芳魂”，在辛十四娘的百般调教下，飘落皇家，通过皇权“细问颠末”洗了冯生的冤案，最终完成士子们出世的焦渴。

作为志怪小说的《聊斋志异》，在恍惚幻妄，光怪陆离之中，托志幽遐，有微旨所存。如蒲老自己所言：寄托如此，亦足悲哉。这就是他自己的心灵控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