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非佳人，缘何赏花

    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其实古人赏花吟诗做隐士，同现代人听王菲歌曲、看村上春树小说的情调差不多。这里避免说一个词儿，但其文化渊源是“其来有自”。中国男人自从伯夷、叔齐采光首阳山上的薇蕨以后，似乎对同类的品藻月旦，逐渐成为士夫所热衷的智力活动。尤其是在魏晋名士贵族化清谈的推波助澜下，人们一时忘却了世俗所以为的“用”。至于“进退”出处，那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古代中国男人一旦沾染上这隐士情节，就必须淡薄名利，深居浅出，做出千古高情闲居赋的模样。有时怕不为人知，为自己破个闷儿，就很容易给自己找到一个惊心动魄的行为符号－赏花遣怀。因此我们可以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最可称为意义饱满的行为符号。

    自从高启的一首“自出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的诗以来，后世文人多不敢赏花咏诗以自比了，他们大多转行，征歌狎妓，看亭曲院，载酒看花，跌宕风月，药炉茗碗，独遣良宵，借以消愁解闷。其实这也不奇怪，当何逊借司马相如咏梅盛开为失宠的陈皇后叹息“朝洒长门泣”，正为弃妇掬把辛酸泪时，而作《长门赋》的风流才子司马相如正与娇羞可人的卓文君举杯传情，赏花于临邛之上。因此，说何郎是梅花的知音，自他以后再没咏梅的佳作，一点也不为过。即使是姜白石的“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也是对自己咏花乏词的一种开脱。

    历朝历代，不乏赏花弄月之士。也许是他们的经纶之才不能泯报于皇天，也许是他们性格乖戾，抑或心有深忧巨痛，隐忍不能发，便沉潜锻造了一种与事无争，恬淡宁静，寻求唯美的性情。面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学学屈原不能和光同尘于俗世，然后为自己索取一个理想国来，在这里最容易成为人类公正高洁的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们的视野并不开阔，但爱之深，恨之切，人们不免为他们的千古高情所折服。赏花吟诗的乌托邦，早以被人类的实践理性所排斥，但于摸着胸口还能听见“正直”心跳的书呆子，他们往往有一种情感的过激倾向，一旦正直遭遇卑劣的狙击，即使是短兵相接，他们也要讲究战略，却不精于战术，因此他们往往是逃遁者，远不是生活的赢家。

    当社会误置了许多人的智力的时候，他们的失落感必然会在对大自然的适当情趣的寻找中得到某种协调。所以花不可见其落，月不可见其沉，美人不可见其夭。《幽梦影》中想当然地排列着一些让人倾慕的长短句：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这确实让人遐思无限……

    陶渊明“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然而对于那些“为五斗米折腰”的假隐士，只有“风波名路壮心残，三径荒凉未得还”了。人们还对爱梅的林和靖的“疏影”“暗香”心存感动，却不知这自诩为“梅妻鹤子”的处士，终身鳏寡孤独，凄苦一生。当那些识时务的“夷齐”们，觉得此时已无利可图，无秀可作，他们俨然是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人们从那优雅从容处，读出了隐蔽的紧张。人们误以为梅作为隐逸的一种象征，高洁的美德，她往往只是躺在卧室里供人观赏的假花。当高尚成为高尚的盲点，卑鄙成为卑鄙的黑洞，人们就精于自娱自己的操作。宋代儒学家周敦颐喜欢莲花，喜欢多事的人们告诫说“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坠寒塘”。莲花被贯以君子之名，仅仅出于理学家的考虑，喜欢的理由还没有李渔说得亲切实惠：莲藕能吃，莲叶能包食物。

    无论怎么说，当把某些人的赏花弄诗说成是一种附庸风雅的小名家的作风，承认好名作伪之心，这如同看见了女人的****一样，令人羞愧不堪。但不能不说，入世的传统意识是流淌于士人的骨血的，挥之不尽，抹之不去。经世致用，兼济天下，是他们的最高理想。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当然这还是对于真正的学儒来说的，至于那些欺世盗名的小儒，能苟且就很不错了。

    至于俞平伯、林语堂评价甚高的“官宦坠迁”写《浮生六记》的小知识分子沈复，一生偃骞，穷困不得志，但他和其妻陈芸却生活得不无乐趣。他的《闲情记趣》里就有养兰花和插花的艺术。他们的这点难得的逸趣，得益于陈芸的“君画我秀，布衣饭菜可乐终身”的教诲，恬淡自适、与世无争的境界，却不是常人所能真正能达到。即使是想靠深情雅趣和青山绿水也难以安顿自己坎坷的一生。

    佳人尚且如此，庸人只有不堪俗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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