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难再——小议仕与术

    佳人做贼，由来已久，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古代有着极其发达的“术”。入仕须懂得“政术”，做人须晓“应世术”。作为策略大国的奠基者，它其实不是儒家们所设计的。儒家所谓“学而优则仕”是其指导读书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让读书人吃了苦头的。孔孟周游列国，一生狼狈全为跑官。经世致用，兼济天下是人生最高理想；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对于大儒，尚可立言，折花上妆，为后来者照彻一世；至于小儒，在“不必仕，不必不仕”的煎熬下，得一官禄，即以苟且，进退荣辱，就不可能象立于濮水之上的庄子那么从容，“宁生而曳尾涂中”。可见入仕的意识对于中国读书人是流淌于骨血的。

    真正戳破儒家这个虚伪光环而将从政入仕的身世命运之快感表达得酣畅淋漓痛快之致的是韩非子所说的“术”。儒家的“为政”经过法家理论的包装，它就变成“说之成”“致其功”的一整套察颜色、辨情势、窥时机的揣摩功夫。“术”就成了暗藏于心中用来监察下属的言行心态或揣摩上司的心思，以便驾驭下属或取媚上司的技巧。“术”也成了士人安危立命明哲保身的法宝。韩非子的“以吏为师”一语，一下子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读书人入仕为官的困惑，郁结在读书人心中的块垒终于彻底消弥。韩非子是当之无愧的理论设计师。正是这种理论的指引下，士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就有了明显的分野。佳人做贼也就有了理论依据。

    混沌一点说，大凡文人宿儒们，如果骨子里沾惹了那么一点书呆子气，也就是看问题总爱那么较真生活理想化，知其“术”而不知用其“术”，大多命运偃蹇坎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意思就是说书生的性格迂腐，不知变通。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书生看来，凭借自己卓尔不群的才能，外加自己卓越的理想，就足以创造“不世奇功”。而对于那些将命运寄生在主子身上的蝇营狗苟之徒，却是不屑的。自矜高洁，不与山人同流合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结庐乡间，买绕屋菜园，植瓜蔬，各已陶然，或歌或啸，恬淡自适，与事无争，性格与世不合，只有遁世，他还不算是一个糊涂人。

    虽然儒家对读书人入仕的“进退出处”许诺了较大自由，但如何仕的途径却没有指明，这也就让当年的读书人欲说好困惑，特别是仕与不仕的困惑。孔子可以“陈立就列，不能则止”，庄子尚能处于“材与不材之间”，韩非子提出了“挟知而问”的世故。读书入仕就面临着生死抉择，蹈其义、赴其节，做伯夷叔齐式的古代君子；奔走权贵，巧言令色，做职业“狎客”；佯狂作癫、混迹民间，做对抗世俗的“异类”。

    历史上提及某人，让读书人最为心寒的当属明朝的方孝孺，以至于迂腐成了读书人最忌讳提及的私chu。他因为不给朱棣草写继位诏书，被荑灭十族。方孝孺从性格上就是那种迂阔、认死理、不知进退的偏执者。后世人多指责他那是“霸王硬上弓的蛮干”，是不通“术”变，白读了一世的书。而他的对手姚广孝却是一个精于机变，老于圆滑，识大体，趋利以避害的术士。姚广孝曾向朱棣进言“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然而方孝孺终究还是读书人，读书人也并未从此死绝，只不过后来读书人学得聪明了。姚广孝就是一个聪明知“术”的方士，他唯一想不通的是方孝孺为何连脑袋都不要，却为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建文帝死节呢？至此，方孝孺也就成了一个不合适宜的方巾迂腐。

    对于明朝，于读书人而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滑稽年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背运的年代。被誉为“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这三位佳人的“下水”着实耐人寻味。作为东林党人魁首的钱谦益，尚是做“佳人”时，本来是林下讲学，议论时政。偏作为朱明重臣，举白幡降清。他也曾想过为崇祯皇帝死节的，柳如是让他投河尽忠时，嫌湖水太凉，就打消了念头。赴其后尘“万代瞻仰仅有学士”的吴梅村，面对故国山河破败，精神压抑，生活困顿，不忍自己的妻儿受穷受苦，只好毅然决然地仕清了。龚鼎孳作为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一想到自己的妻女即将被别的男人搂在怀里时，他的徇节勇气顿时消失了。他们的倾倒，对不仕的士人在心理上是致命的打击，然于首鼠两端的文人狎客，何尝不是一个通往仕途的信号呢！当康熙皇帝开博学鸿词科，收容那些流落市井的士子时，那么多隐士争先恐后挤破了殿门。

    与钱谦益、吴梅村等变节降清相反的是顾炎武、金圣叹的反抗。顾出于对异族政权的不满和无奈，终身颠簸流离艰苦地生活着，只为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有尊严的活着。人格操守和道德良知于他们想比确实壁垒分明，异峰突起，确实为人景仰。但令人困惑的是，在晚清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固执地拖起小辫，为谁守节呢？“哭庙”案中死节的金圣叹，世人以为他是一个佯狂作癫、行为怪异的文人，而他睥睨权势无所畏惧的灵魂却无所皈依，这正是他的大不幸。

    迂腐不通世变，是不知“术”。深于世故避祸全生，是知术。佯狂佯醉的逃遁是知而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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