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金末元初文坛领袖元好问
文/ 邵雁石
第一次知道元好问，是因为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当中那首著名的《摸鱼儿》的词即是此公的巨笔，于是心生仰慕，而那时候我才仅仅不过高中而已，只是朦胧的觉得词中描写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种爱情在现实当中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元好问选用了一个最适宜表达“苍凉郁勃”情绪的词调，可见其对于词之当行。《摸鱼儿》此调初见于晁补之的《晁氏琴趣外编》，南宋初年，辛弃疾的一首《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遂成为了千古绝响，把这个把这个调子低回吞吐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元好问的《摸鱼儿》本来是写一对不幸却又痴情的大雁，词前有小序凄婉的记载了当时的经过：
乙丑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于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据元好问年谱，泰和五年乙丑，赴试并州，即公元1205年，元好问十六岁。
这篇小序虽然短短数言，却写出了一个文人的悲悯的情怀，也出了一种自发于动物界的纯真的，不夹杂任何物质层面的爱情，同时它也向我们透漏了一个消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篇小序中看出，元好问识音律，所以其词作自然是行家里手，而窃自认为，他的作品即使是放到宋朝的大家当中其实也毫不逊色。
再次了解元遗山是从袁行霈版的《中国文学史》当中，“国家不幸诗家幸，扶到沧桑句便工”，这是书中引用的清人赵翼《题元遗山集》，当蒙古人的铁骑惊破了金国人温文儒雅的美梦，当血溅的刀锋再次的征服征服文明，元遗山又一次成了这种悲哀的见证者，他以个人之力，扛起了存一代历史之重任，他忍受着亡国的巨大悲痛，为他所钟爱的“金源”文化悲壮的活着，却为他自己苟且的活着。他对痛恨战争“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的残酷，他也曾经幻想着会友“并州豪杰”能够拯救他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家，然而，随着金国的灭亡，他对历史的思考却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以一种更大的胸怀来思考历史，所以他在《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当中写道：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为神州竟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后来我才惊异在那个割据的时代，虽然一直都被我们正统的历史学观所尊为正宗的大宋王朝文坛云蒸霞蔚，好手辈出，而此公却以其卓萦的才华在北方中原的大金国，震惊了整个文坛，乃至在金亡国以后，执文坛之牛耳三十年。他在诗、词、散文、骈文、文学批评等各个方面都堪称金乃至当时整个时代的巨擘。元初的文学家郝经在他的墓志铭《大德碑遗山先生墓志铭》当中这样的评价他所敬仰的这位前辈：“百有余年，而先生出焉。当德陵之末，独以诗上薄风骚、下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天才清赡，邃婉高古，沈郁大和，力出意外，巧缛而不见斧凿。新丽而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灿发、杂弄金碧，揉饰丹素、奇芬异秀、洞荡心魄，看花把酒、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以五言雅为正，出奇于长短句杂言，千百余篇。……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郝经之祖父是金国著名的学者郝天挺，也就是元好问的老师。据施国祁先生《元好问年谱》（附于《元遗山诗集笺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章宗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十四岁的元好问师从陵川郝晋卿学，面对时人对其“不世举业”的讥讽，郝天挺即放出大言，“吾政不欲渠为举子尔，区区一第，不足道也！”
金源一代虽然起于北方的女真，但其入主中原后汉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享国仅仅一百一十多年的金，能够在末年产生出元好问这样的一个大家，绝非偶然，正是金人不遗余力的重视文化建设的结果。金国的世宗和章宗时期，正值金源文化发展到鼎盛时期，无论是文人阶层，还是皇帝后妃，对于诗文创作都是乐此不疲。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才本着保存一代之金源文化的态度，忍受着剧烈的亡国悲痛，编辑《中州集》，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人文，文化提供了高贵的资料。《金史·列传第六十四》卷一百二十六《元德明传》附元好问传载：金亡后，金国的实录存在张万户家，元好问“乃言语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万余言。”，传中提到的野史亭，建国后还有，只是现在不知是否还存在了。最后录一首元好问在金国灭亡后被囚禁于山东聊城后作的《临江仙》：
世事悠悠天不管，春风花柳争妍。人家寒食尽藏烟。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燃
千里故乡千里梦，高城泪眼遥天。时光流转雁飞边。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后续：
由于我们的史学传统，对于金国的历史，一向我们都是以宋王朝为中心的态度去观照的，我们痛恨金人占领了我大好河山，可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是北宋时期，所谓的正统王朝，它的版图也不过是半壁江山，宋太祖神秘的死亡之后，即位的宋太宗因为军事上的连番失误，在晚年逐渐的求稳，转到文化建设上来，而真正入主正统的中原的，却是一直未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这种狭隘的历史观，影响了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古人比我们开明的多，元代为前代修史，就以宋、辽、金三国的角度各自修了一部它们本国的历史。这种观点绝对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因为对于蒙古人来说，也许论起渊源来，金、辽肯定比宋要来的近。史实也是这样，金、宋两国汾淮而治，金的一般文人或者百姓对待宋朝往往能采取平和的态度，而与政权的敌对无关，甚至还抱着一种很同情的态度，如《南征汇录》记载了很多在靖康之乱当中被俘虏的宫廷皇妃姬妾的悲惨命运和她们勇敢的态度。（参看《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第七章第二节《金代文人对宋的态度》）这种大汉民族主义在很多人甚至是学者的身上都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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