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语言·梨花诗

文/ Y.S.

闲翻《随园诗话》，偶然看到一段关于诗的意境和语言关系的议论。

这段议论的前半段说：“《漫斋语录》曰：‘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余爱其言，每作一诗，往往改至三五日，或过时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领解。朱子曰：‘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何也？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黄山谷诗，费许多气力，为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

细想之后，颇受启发。觉得，这诗的“词”、“意”之间，关系确实微妙：除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例，在大多数情况下，“意”是必须用“词”来表达的；然而，对于同一个“意”，所用之词，却大有讲究。用得不妥，可能“词不达意”；就是用得对了，也会有高下、深浅之分，不可不特别注意。

在做旧体诗的时候，尤其如此——旧体诗除了讲究“诗意”，其结构亦有极严的规矩，故遣词用字，须非常慎重，稍不注意，就会闹笑话。所以，伟人特别提醒我们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然而，世上之事，多复杂；在许多情况下，虽有“规矩”，却很难“包罗万象”，因此，也不会“一成不变”；特别是在“词”和“意”发生矛盾的时候，“破格”是完全被允许，甚至是被提倡的。

大观园里的林妹妹就曾经指出，做诗“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又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这位林妹妹，乃是大家公认的做诗高手，所以，她的见解，应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做旧体诗的这些原则，其实也完全适用于现代诗。现代诗，既然是诗，就也要讲究意境，同时注意节奏、韵律、而且必须精炼，否则，意境虽不错，也只能算作散文诗，或者干脆就是一篇散文。反之，若缺了意境，即使节奏、韵律俱佳，也不过只是“打油诗”；而如果用词再“隔色”一点，那就会成为谁也看不懂的“晦涩诗”。

就在前面所引《随园诗话》的那段议论中，后半段就说的是：“有汪孝廉以诗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诗须传五百年后，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日难传；何由传到五百年耶？”

袁子才也是做诗的高手，他的话，当然也有相当的权威性——诗的“意境”固然重要，而“语言”亦不可忽视。“语不惊人死不休”诚然可贵；但若走了极端，其效果，将南辕北辙。相反，若是能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高妙的意境，则可算达到了做诗的更高境界。

由此想到不久前，网上关于“梨花诗”的争论：赵丽华女士那些用“大白话”组成的长短句，是不是诗？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并逐渐形成“倒赵”与“挺赵”两大阵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是热闹了一阵。

其实，在我看来，这“梨花体”是不是诗，并不在于它的“体”，也不在于它的“语”，关键在它的“意”。

就在《随园诗话》上，有这样一段：“或有句云：‘叫船船不应，水应两三声。’人称为天籁。吾乡有贩鬻者，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哭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语虽俚，闻者动色。”

在袁枚编《随园诗话》的时候，当然还没有“梨花体”诗。但这首《哭母》，说它是“梨花体”诗，似乎亦无不可。不知道别人，我读此诗，确是读一次，感动一次。这样的作品，能说不是诗么？

“梨花体”的“样板诗”，是《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如果不看题目，这样的几句话，无疑只是“自言自语的大实话”，说是“诗”，颇勉强；然而，有了这个题目，效果就大不一样。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正是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人在“异乡”，衣食住行，多有难处，“我”对着不得不“自己做”的馅饼，发出“全天下”“最好吃”的感慨，就隐隐透出了一份独在“异乡”的无奈，和因此而生发出的“思乡”之情。这样一来，这几句“大白话”也就有了自己的“味道”——有了诗“意”。

试想，如果将题目改为《我做的馅饼》，那末，这几句话就是真正的大白话（或者狂话、疯话），没有了“嚼头”，也就很难说是诗了。比如，赵丽华的另一首《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在我看来，就不能算是诗。

总之，我们判定“梨花体”是不是诗，不应忘了伟人的教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可取。在众多网友对“梨花体”的“恶搞”作品中，把“梨花诗”的缺陷揭露得淋漓尽致的，不在少数；但也确有不少诗味甚浓的精品可供欣赏，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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